當事人委托律師辯護，大多希望律師做無罪辯護，這一點可以理解。而律師也會在“無罪”與“罪輕”辯護之間糾結不已。律師新人更是感到迷茫：委托人要求律師做無罪辯護，自己也覺得可以做無罪辯護，但是無罪辯護會不會激怒司法機關，導致失去原本可以爭取的“從輕、減輕”機會。到底如何是好？

有的律師根據“獨立辯護”的原則，想出折中的辦法：當事人認罪，律師做無罪辯護。或者由兩名律師進行辯護，一人做無罪辯護，一人做罪輕辯護。還有的律師使用“退一萬步說”的辯護方法，即：既做無罪辯護，也做罪輕辯護。

在中國特色的司法環境下，律師的變通也是無奈之舉。然而，這種左右搖擺的“騎墻”辯護不能實現最佳辯護效果。選擇罪輕辯護還是無罪辯護，要先分析影響無罪辯護成敗的因素，然后再做決定。

影響無罪辯護成敗的因素主要有：

1、案件的證據情況

在確定辯護方向之前，首先要對證據情況做全面深入的了解、分析。

基本常識告訴我們：世界上沒有完美的事物，也沒有完美的證據。如果以非常苛刻的標準來看待證據，則每份證據都可以挑出毛病，每起案件都可以做無罪辯護。如果每個案件無罪辯護都可以獲得成功，則中國的監獄中不會有犯人，司法機關可以取消。這顯然是不現實的。

所以，對證據的審查不能“吹毛求疵”。如果律師要求排除每一個存在細微瑕疵的證據，最后以“證據不足”為由得出無罪的結論，很難說服司法機關辦案人員。

同時，律師也不能以“舉證責任在控方”為由，要求控方提供嚴密、無懈可擊的證據，而自身怠于搜集無罪證據。

“事實勝于雄辯”，無罪辯護獲得成功，“證據”是最重要、最直接的決定性因素。如果律師拿出強大的無罪證據，比針對控方出示的有罪證據展開滔滔不絕的辯論有效得多。

對控方證據的遍地開花、萬箭齊發，很難實現無罪辯護的效果。“傷其十指，不如斷其一指”，集中強大的火力，定點清剿該案的“核心證據”，徹底摧垮全案的基礎，才能達到無罪辯護的目標。

偵查階段，辯護律師應當盡早向辦案機關提交無罪證據，不必擔心司法機關過早掌握無罪證據，會對當事人不利。辦案單位真有這種想法，無論律師何時提交無罪證據，他們都可以對當事人不利。

審查起訴階段，辯護律師應當盡早復制卷宗材料，盡快向承辦案件的檢察官提交律師意見，以免檢察官閱卷之后先入為主，形成個人觀點。一旦檢察官向法院提起公訴，則“開弓沒有回頭箭”，無論辯方的觀點是否正確，控方也不會做出讓步。

如果辯方掌握足以認定無罪的重要證據，或者據以定罪的核心證據能夠被徹底推翻，則可以確定無罪辯護的方向。無論有多大的難度，也要勇于堅持。

如果辯方手中沒有強大的無罪證據，而且對控方出示的有罪證據只能傷其皮毛，控方可以采取措施補強其證據，那就要慎重做無罪辯護了。

我完全認可“程序正義優先”的原則。但我們必須認識到，實踐中絕大部分司法機關工作人員對“實體”的關注遠遠大于“程序”。如果無罪辯護完全建立在該案“程序違法”的基礎上，缺乏實體上強有力的支撐，很難實現無罪辯護的目標。

我的結論是：力度欠缺、胡攪蠻纏的無罪辯護毫無意義，不如實事求是、腳踏實地做罪輕辯護。

2、案件所處的階段

無罪辯護的難度，隨著案件的進程不斷增大。在同樣的條件下，訴訟環節越少，卷入的司法機關、辦案人員越少，無罪辯護成功的概率就越大。隨著訴訟環節不斷增多，糾錯阻力會越來越大。在刑事訴訟程序的后期，無罪辯護成功就成為一種偶然性，不是當事人及辯護律師努力就可以實現的目標，主要取決于體制內各種力量的博弈結果。

刑事立案之前的無罪辯護，成功的概率最高，承辦案件的偵查人員可以獨自決定是否立案（形式上需要經過上級領導審批）。刑事立案之后，“撤銷案件”不是某個承辦人說了算的，還要需要經過較為嚴格的審批流程。

程序進入審查起訴階段，一般要集體討論，或者檢察院部門領導（甚至是檢委會）研究、審批之后，才能做出“不起訴”決定（還要考慮和照顧偵查機關的情緒）。

程序進入審判階段（一審、二審、再審），做出無罪判決需要審委會研究決定，還要考慮國家賠償、錯案追究，偵查機關、檢察機關的意見和情緒，下級法院的態度等等。當事人及辯護律師對此是插不上手的。

在刑事訴訟程序早期進行無罪辯護，不僅阻力小，而且當事人蒙受的人身財產損失也小，無罪辯護的價值最大，效果最佳。所以，無罪辯護的原則之一是“宜早不宜遲”。如果在刑事訴訟后期決定做無罪辯護，那就要有艱苦作戰的思想準備。

3、案件性質

在案件定性方面的無罪辯護，律師需要向辦案單位提供詳細的法律規定、明確的理論通說，還需要大量生效判例予以佐證。如果僅僅是辯護律師的一家之言，人微言輕，很難得到辦案單位的認同。

對無罪辯護成功的一些案例進行研究，我們發現一些規律：暴力犯罪（例如故意殺人案件）無罪辯護成功率大于財產犯罪，而毒品犯罪、職務犯罪、非法集資類犯罪等，無罪辯護的成功率非常低。這是因為：案件性質的差異，導致司法實踐中的證據標準存在很大差別，案外因素（上級過問、社會關注）的介入，也會對無罪辯護能否成功產生重大影響。

輕微暴力犯罪（過失或者輕傷），接近于民間糾紛的性質，根據“寬嚴相濟”的刑事政策，只要雙方達成諒解，司法機關可以不作為犯罪處理。

嚴重暴力犯罪（故意殺人），如果非作案現場抓獲，由于涉及到最嚴厲的刑事處罰，因而司法機關對證據的要求極高。如果辯護律師在證據方面有重大收獲，則無罪辯護成功的幾率大增。

毒品犯罪、職務犯罪是司法機關重點打擊的對象，鑒于犯罪行為的高度隱蔽性，實踐中司法機關對證據的要求比較寬松，尤其是職務犯罪的審理往往摻雜了紀檢部門和上級領導的意圖。這就給律師的無罪辯護增加了很大的難度。

非法集資類犯罪往往牽扯到眾多的被害人，如果當事人不能彌補被害人的經濟損失，即使無罪證據較為充分，司法機關基于安撫被害人情緒、維護社會穩定的考慮，也很難做出無罪的結論。

4、涉案人員數量及排序

在共同犯罪中，如果涉案人數較多，則排序靠后的當事人獲得無罪辯護成功的可能性較大。

人數眾多的共同犯罪，一般會區分主從犯。尤其是經濟犯罪（如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件），排序靠后的當事人在案件中的地位較低、作用較小。司法機關從治病救人、節約司法資源的角度，也可以對其網開一面。

遇到這種情況，律師在對全案進行深入研究的基礎上，可以考慮讓當事人積極配合司法機關，盡早從刑事程序中解脫出來。如果一步到位實現無罪目標有難度，可以先爭取變更強制措施，然后再做進一步的努力。

5、退賠情況及被害人態度

經濟犯罪中的贓款追繳、暴力犯罪中對被害人的賠償力度，很多時候是決定無罪辯護成敗的關鍵。尤其是在刑事案件立案之前和刑事訴訟程序的初期。

不可否認，一些地方的司法機關基于地方利益、部門利益的考慮，有意無意地將一些似是而非的經濟糾紛、違紀行為作為犯罪來處理。如果當事人滿足其追繳涉案財物的目的，就不再進入下一司法程序。

這種情況下，律師應當為當事人提供專業的建議。如果當事人有支付能力，而且經濟糾紛確系我方違約，違紀行為也是真實存在的，律師可以建議當事人盡早破財消災，免得最終人財兩空。如果當事人確實沒有支付能力，或者并不存在違約、違紀行為，也可以有理、有利、有節地對抗辦案單位的違法行為。

在暴力犯罪中，尤其是一些過失犯罪，當事人的賠償力度是安撫被害人一方最有效的手段。一些有疑點的嚴重暴力犯罪，如果當事人的賠償令被害人一方十分滿意，雙方達成和解，司法機關也樂享其成，不再過問此事。

退賠數額的確定以及退賠時機的把握，是這類案件無罪辯護成功的關鍵。如何找到雙方都能接受的數字，讓當事人的利益最大化，考驗著律師的智慧和談判技巧。

6、造成的后果及影響力

犯罪行為造成的后果（人身傷害程度、財產損失數額），是影響無罪辯護成敗的因素。案件的社會影響力、關注度，也決定著無罪辯護的成敗。有的案件產生社會影響力之后，可以掃除一些干擾因素，使得無罪辯護可以順利進行。而有的案件則在社會關注之后，再也不可能實現無罪辯護的目標。

從現有的成功案例來看：無罪證據充分的嚴重暴力犯罪（如殺人案），輿論大多會一邊倒指責司法機關制造冤假錯案。但是，職務犯罪、性犯罪案件則會引起激烈爭議，為無罪辯護的推進帶來麻煩。

輿論是一種非常復雜的社會現象。輿論之火并不容易燒起來，風向也不好控制。在無罪辯護過程中，輿論方面到底是點火，還是防火，是難度極高的技術活，一定要慎之又慎。

7、當事人自身情況

當事人的人身危險性，是司法機關做出處理決定時考慮的重要因素。即使是輕微刑事犯罪，如果司法機關認為當事人有重新犯罪的可能性（例如有前科），承辦人為避免擔上“徇私枉法”的風險，也會從嚴處理，導致無罪辯護失敗。

律師選擇無罪辯護，還需要考慮當事人是否被關押及關押時間長短。尤其是審判階段的無罪辯護耗時較長，當事人如果處于關押狀態，更愿意接受緩刑結果，早日獲釋。如果當事人關押時間較長，涉及到國家賠償問題及錯案追責，糾錯難度大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律師一定要從當事人切身利益出發，向其告知無罪辯護的難度和各種可能性，由當事人對辯護方向作出選擇。